目的地是指引,不是判决
正如上一篇说的,我心里留下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在 1bot 工作的时候,我很累,严重倦怠,最——重要的是,什么都不想做了。搬去克萨尔特南戈(Xela)救了我的命,因为那是一种和一切断开的方式。四年后,我看到那些原本存在却没有推进的事情,但也看到了自己:经验更多了,劲头更足了,也更懂游戏规则了。
在 1bot 工作的时候,我过得很开心、很幸福,那是我当年参与创办的一个创业项目。这正是我和何塞聊过的话题:什么时候才能说“这是我联合创办的”或者“那是我创办的”?“我们几个人一起做的”“我一个人做的”和“我花钱请别人做的”之间,界线在哪里?

我们一致认为,投入的程度和投资都是联合创始人身份的一部分,而且不只是钱:还有时间、热爱和大量的耐心,才能把东西做出来。最重要的是,所有参与者之间要讲清楚。在 1bot 的事情上,因为没经验,我没讲清楚:我认为自己是联合创始人,但我们从来没写下来,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。所以,如果你们已经有或者打算创办一家公司或创业项目,一定要把这件事讲清楚。像朋友一样谈,把它完全说明白,这样路会好走得多,哪怕将来要各奔东西。
我提起这个,是因为有一次开会,有人问我:“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?”。那时我负责技术。我管教育这块、教程和课程;我设计了要用的课程大纲初稿,组建了执行团队,研究平台、用户等等。我不是领导,而且当时我的想法很死板:在上面当领导的人什么都要懂一点,但不必什么都亲自做。
于是我说:“听着,领导不是我的工作。我是那个把你的愿景变成现实的人。”我提议做一些更社区化的东西:社区无线网络,再把 ADA 带到没有网络的地方,让这些社区都连起来。ADA 是一个基于 Kolibri(一个非常好的开源学习管理系统)的跨平台项目,用本地服务器提供 Wi-Fi 和在线课程。这个想法很有野心,但非常技术化。当时 1bot 的愿景,是让接触不到机器人教育的孩子通过“买一捐一”的商业模式接触到它:一所私立学校买一套机器人套件,就能帮忙为一所公立学校负担同样的一套。这样,机器人教育就从私立走进了公立,不用白送,也不用从谁那里拿走什么,而且这个商业模式我们已经验证过,效果相当好。
我们聊了很久,我说:“听着,作为技术负责人,提出愿景不是我的事;那是你的任务、你的工作。你想往哪走,我负责把它做到。”我想,把决定方向的责任交给对方,对他来说太重了,于是开始有了距离,而且越来越难相处,直到辞职成了最好的选择。

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那时我们没有目的地,没有要到达的地方;我们有点像在黑暗中航行,没有可以追随的星星。那个创业项目还在运营:我离开了,搬了家,过了好几年,它才恢复了我们当初做事和转型的速度。这让我很高兴,但也让我想,如果我们当时有(甚至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向,而是哪怕只有)一个方向,它会变成什么样。
这些天和何塞在一起——我认识他很久了,但现在我们俩都更有经验了——我意识到,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领导者,和那些边走边临时决定方向的人,差别有多大。我的立场还是一样:帮忙到达那个方向。从一开始想法就很简单:在某个日期前到达哥斯达黎加。不需要更多。我们有工具:车、自行车,还有边骑边继续工作的电脑。(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已经染上了 ChatGPT 那种“不是 X,而是 Y”的写法 哈哈哈,说真的太可怕了。别再用 AI 写东西了,它让我们效率更低。)我做出了信念的一跃:从 Xela 搬到安提瓜,住进我奶奶家,离首都更近。星期六,旅程还没开始,我就已经开了 200 公里,星期天我们出发前往萨尔瓦多。
我和何塞有个默契:路上由他找住的地方,我的任务是把我们送到那里。有时候地图上看到一段适合骑车的好路,何塞就说:“你在这儿放我下来,我骑一段。”或者反过来:我看到路又漂亮又宽,就跟他说“这段你骑吧”或者“这段我来骑”,就这样一路走。何塞定目的地,但怎么到达由我们分担;不是平分,因为做不到,但有些天他多一些,有些天我多一些。

开车去圣胡安德尔苏尔的路上,我意识到这正是需要的东西。方向不对也没关系,因为可以改;重要的是朝某个点前进。正如费尔南多·比里所说:乌托邦在地平线上……它的用处就在于让我们前行。
不过,很多领导者死板到这种程度:只要不按他们说的做,在他们眼里就是错的。他们定下目的地后,通常做的是把别人逼进困境:不考虑别人想说什么,这段路本该是一场愉快的冒险,却只剩下交差,最后合作者纷纷辞职。我得说,强硬不一定是坏事,但领导时必须要有灵活性。
我做过不少项目;有的难一些,有的容易一些,但我的计划和角色一直是“解决问题的人”。有时出主意,有时亲自参与,但总是带着大家走向他们的方向,而这个方向会在项目推进中逐渐明确。在 Creabot,角色不一样了,因为作为合伙人,我要把公司带到“我”想去的地方、我想在的位置,以及我最能帮到客户的地方。这已经不是解决问题,而是划定方向,说:“危地马拉在科技和硬件行业必须这样做。”也正因如此,最近我受邀的不仅是技术讲座,还有提供建议、激励他人,甚至帮助制定法律,让电子产业在危地马拉成为真正的产业。
我和何塞知道,我们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到达哥斯达黎加,但在这段时间里做什么,由我们自己决定。会有延误,也会有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事情,比如车险那件事,但我们确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。

所以我留给你们一个问题:你的方向是什么?你正在做什么来到达那里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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