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来不是同一条河
昨天是危地马拉的亡灵节,José 跟我说,这是一个很拉丁美洲的日子,因为连尼加拉瓜也放假。这让我想到,我们周日能找到一家开门的地方真是幸运,因为周一肯定什么都找不到:假期顺延到了周一。
第 8 天结束时我在刷社交媒体:很多人去墓地看望逝去的亲人。我也看到了一件总让我深思的事:我们会把别的民族的文化表现拿来,当成自己一直都有的。我觉得这和身份认同有关,和年龄有关,也和青春期那个阶段有关——那时我们因为觉得自己的根老土、不流行而排斥它,转而拥抱遥远的习俗。
我看到危地马拉人摆墨西哥式的祭坛,或者过万圣节。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,但我希望我们能了解这些习俗的来历:它们不是为了拍照好看,而是为了纪念祖先和逝者。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:去墓地、放大风筝、装点坟墓。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潮流而把它们丢在一边。
这是思考很多的一天;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。第 8 天的压力让我们彻底累垮了。我睡了一整个上午,睡到早餐自助都迟到了。José 早就吃过了,我碰巧还拿到了一些水果和几块布朗尼,心想:够了。在尼加拉瓜,什么东西的分量都很大,特别大,而和危地马拉的价格与分量相比,通常很便宜,便宜到我们换算时都算糊涂了,结果总是多付钱,哈哈哈哈。

午饭我们去了 Tip-Top,因为我们好像已经给自己定了个任务:把途经国家的炸鸡店都吃一遍。之前我们去过 Pollo Campestre,José 很喜欢,说吃起来像 80 年代 Pollo Campero 的配方;我觉得有点咸,但还不错,不过那也是晚上 9 点刚出锅的鸡,哈哈。
在 Tip-Top,我们的计划是每人两块:一块烤的,一块“rostizado”,也就是炸的(我搞不懂明明是炸的为什么叫 rostizado,不过各有各的叫法,哈哈;也许是我不懂)。我们跟那位阿姨说,每人要一块炸鸡、一块烤鸡、薯条和水,结果账单是 1,300 科尔多瓦,比前一天在莱昂吃的牛排还贵。挺奇怪的,因为两块鸡的套餐不到 400 科尔多瓦,但我们不会点,又交了一次学费。
最后他们给了我们两大盘鸡肉,配豆子、pico de gallo 莎莎酱、玉米饼、饮料,还有那道有名的卷心菜沙拉。我们当然全吃光了,但吃得很费劲。我们回酒店继续休息,一直睡到晚上,然后在泳池里泡了大约 3 个小时,哈哈哈哈。


大家总说我有很强的自省能力,能察觉身边细微的变化。我慢慢发现,这是对童年一些事情的反应;不一定是暴力,但确实是会在人身上留下印记的处境。我一直很喜欢泳池:这是我对小时候的记忆之一,妈妈常带我们去 Aurora 俱乐部游泳,也许不是每个周末,但挺频繁的。我常常像海星一样憋着气漂浮,一边漂一边放松,开始和自己的大脑对话。这一周我和 José 做的事情几乎是一片混乱的来回奔波。这本身没什么不好,我们习惯了高压,但我一直没时间消化。
漂着、努力不呛水的时候,我想起了大家在墓地的照片,也想起了我逝去的亲人:我的爷爷 Armando、我的弟弟 Hanz、我的外婆 Odilia。我很幸运,还有很多长辈健在,但我知道这不会是永远。我想起弟弟 Hanz 是溺水去世的,已经 10 年了。我想起一句话:恐惧是沉重的。我开始想,我们从小就不是在恐惧中长大的:我们什么都不怕,真的什么都不怕。
我记得有一次,我们在长大的小镇上的生态公园里散步,突然出现了一条蛇。别人都往后退,我们俩却站在那里,惊叹地看着它游动的样子,小心不去打扰它,但从来没有害怕。我把头埋进水里,试着想象弟弟当时可能的感受:看不见湖底的恐惧,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,还有最难受的那一刻——他也许呼救了,却没有人离得足够近,能马上救他。
弟弟走后,我心里一直有根刺。看了那么多电影、剧集和动漫,你会以为有人离开时总有一个该怪的人,所有的痛都会转向那个人或那个体制;这会陪着你,让痛少一点,因为至少有人可以怪。可如果该怪的正是离开的那个人自己,又该怎么办?生活用很残酷的方式教会我:不是总有罪魁祸首,有时候只能放手。
我想起爸爸那边的爷爷 Armando,他没能看到他离开这些年里我做过的好事和坏事;有他在身边一定会让我很安心,他也会为我骄傲。还有妈妈的妈妈,外婆 Odilia,虽然她最后几年我们相处得不好,但她始终为孙辈们做的事感到骄傲。
我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:在尼加拉瓜,在 2019 年因为一次活动住过的同一家酒店。但我意识到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赫拉克利特的悖论是真的: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,因为河已不是那条河,人也不是那个人。这个泳池还是那个泳池,可我不是了,处境不是了,水也不是了。我为这些年的改变感到骄傲,也下定决心继续这段旅程。
我们去吃了晚饭,然后睡觉。看来我在泳池里喝了不少水,肚子有点疼。希望第二天别不舒服,我躺下就睡得很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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