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上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圆
2016 年 7 月
2016 年 7 月底的某个周五还是周六,我照常在参加一个科技活动;这次在危地马拉安提瓜,主题是 3D 打印和创业。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Sebas 在那里带工作坊。下午两点我就往回赶,因为三点有一场球赛:我有 30 分钟回家拿球鞋和球衣,再走 15 分钟去球场。那时我用的是一部“小豆子”手机(那种不智能、只能打电话的手机;说实话,现在我又有点想要了),所以想联系我只能打电话,而且没几个人有我的号码。
我在 Santa Lucía 站下了公交车,往当时住的房子走,大概 500 米。这时一辆车停下来:是我一个表兄弟的叔叔,家里的朋友,平时爱开过分的玩笑。车上还有他太太和小女儿。
“卷毛,去哪儿?”
“回家,我要去踢球。”
他吃惊地看着我,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。然后他说:
“听着,你哥哥在湖里淹死了。”
我没听懂他在说什么,心想:“啊,又是他的玩笑吧。”和往常一样,我谁的话都不信 哈哈哈。我告诉他我刚回来,没人给我打电话,也没人跟我说什么,我上去问问。
“啊,好。有事给我打电话,我们在这儿。”
“好,谢谢。”
我路过一个朋友家,在我看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哈哈哈(他说不是,但这个故事是我在讲,所以我说是)。
“JUAAAAAAAANJOOOOO!”我像往常一样大喊。
他出来了,我说:
“喂,他们说 Hanz 死了。”
“是啊,兄弟。刚有人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什么。他们说:‘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真的,但知道你们俩关系很好,好像他死在湖里了。’”
我们俩都愣住了。我让他陪我一起,我们去了我外婆家。那里有一段很陡的上坡,路上大概有三个人停下来向我致哀。我还是没明白过来。
2017 年 3 月
我第一次去哥斯达黎加是 2017 年 3 月 14 日那一周,带着攒下的 300 美元:140 花在机票上,剩下的换成了科朗。出发前两天,我联系了一个刚认识的朋友,我们是因为一起上了《福布斯》才认识的:
“兄弟,能让我在你家借住吗?”
“行啊,来吧。”
“好,我两天后到。”
我早就把票都买好了,心里知道他一定会答应。
我去哥斯达黎加,是为了逃离孤独、悲伤,和八个月前哥哥留下的空洞。那是我第一次有清晰记忆的坐飞机。我去了 Carrizal、圣何塞、La Sabana 公园,还有公园里那座巨大的体育场,别的没去什么地方。我的行李就是几件 T 恤、一条裤子、一个本子、一支笔和几张照片。
我在哥斯达黎加过了 22 岁生日,和一个我原本完全不认识的家庭一起;但在那三天里,他们把我当成自家人。我们买了一个“queque”(哥斯达黎加人对蛋糕的叫法),八个多月来,我第一次忘了自己在难过。
第二次是 7 月,去哥斯达黎加大学参加 ECSL(中美洲自由软件大会)带工作坊。最开心的是,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Lexo 也来了(后来我们闹翻了 哈哈哈):我去接他,我们一起去讲课,特别棒。
2026 年
从那里我直接跳到今年。几个月前我住在 Xela(克萨尔特南戈),心想再出国会有多难:因为钱,因为人会变,大家都变了,疫情也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大洞。我们和中美洲各地的朋友聊过,但一直没有什么实际进展。我是想去的,我有这个愿望,但和很多次一样,我缺少靠自己去做、去追梦、去掌控梦想的决心。
二月来了一个消息:“喂,我们要给一家公司做一个人形机器人。”我当时:“啊,别闹了 哈哈哈,好麻烦,工作量太大,我不想做。”闹完脾气,我还是答应了。机器人四月到货,我们只有三天时间组装好,并在一个科技活动上展示。三天三夜我们没睡,多亏了 Claude,我三天三夜就成了 AI 专家。在那个活动上,有人邀请我们去萨尔瓦多展示 Hermes,我们说:为什么不呢?时隔七年再去萨尔瓦多,感觉像第一次一样,但这次是我自己开车:第一次在国外开车,也是第一次开这么远。
那几个月我去看我妈,她问我:
“你在那儿上班,他们给你的钱多吗?”
我怎么跟她解释我是合伙人,付钱的是我?哈哈哈。
“多,多,当然。”
但我跟她解释,这份工作让我的生活方式更轻松:我在短时间里拼命干,月里剩下的时间过得比较悠闲,所以能做更多事情。我这样挺好,因为我知道,一旦我按我会的方式全力工作,就停不下来了,所以现在要好好把握。
六月我们和 José 还有几个朋友聊天,José 突然说:
“我想骑自行车去哥斯达黎加。”
我:“啊,酷,有意思。”九月我们又一起办了一场黑客松,这个想法变得更认真了,于是我对他说:
“好,走吧。我开车跟着,一路照顾你。”
说到做到。
十月我告诉房东阿姨,我三天后搬走,会把一切打扫干净。周四开始打包,周五继续,周六早上我们已经在把东西搬上卡车、打扫卫生,我正式离开 Xela。东西运到了外婆家;我下午三点出发,晚上七点到,只是睡一觉、拿出旅行的衣服,第二天一早去首都和安提瓜。这个博客的整条路线,就是从那里开始的。
11 月 10 日:蓬塔雷纳斯 → 圣何塞
就这样来到了今天。我们离开蓬塔雷纳斯前往圣何塞,但出发前先去了太平洋海洋公园。对,就是昨天关门的那个 哈哈哈。今天开门了,我看到动物就特别开心。给大家放几张照片:










José 从灯塔海滩出发骑车,然后……猜猜发生了什么?哈哈哈。我们的惯例是让他先骑,我在前面等他,所以我在蓬塔雷纳斯的哥斯达黎加大学校区对面等着,砰:胎压过低警报。我下车看了看轮胎,心想:“啊,撑得住。”确实撑住了,又开了大概 10 公里。
José 骑完了他的 20 公里,我们把自行车装上车,他坐进车里,砰:轮胎彻底瘪了。
我们换上备胎,结果备胎也是瘪的 哈哈哈。车速从 80 公里降到 5 公里,我们慢——慢——地挪到一个看起来能换轮胎的地方,结果不是:那是个修车铺,连气都没帮我们打。最后终于找到了补胎的地方;在哥斯达黎加叫 llantera,在尼加拉瓜叫 vulcanizadora,在危地马拉叫 pinchazo。可——是——我们没有现金 :)

他们收了 2,700 科朗。如果你一直在追这个博客,应该记得我在边境取款机剩下的 4,000 科朗。它们终于派上用场了:我付了补胎钱,我们继续上路。
我们走过很漂亮的公路,就是那种你来哥斯达黎加时期待看到的路,还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,比如“presas”(这里对堵车的叫法),还有收费站:路本来是两车道,到了收费站突然扩成十车道,就为了收费,过后又收窄成一条。我觉得太超现实了 哈哈哈。
我们到了 José 朋友家,安顿下来,卸了东西。正准备吃晚饭,她男朋友说:
“我要去市政府一趟,你们去吗?”
我开了三个小时车之后:
“去啊,走 哈哈哈哈。”
结果我坐进了 Alajuelita 市议会的会议 哈哈哈哈。
我们回到家,聊到大概十二点,一点左右睡下。第二天早上他们告诉我们,我睡着的时候,警察来了,想看看我们是谁、在这里干什么 哈哈哈。José 的朋友们把事情解决了,我只听到了这段趣事。
进入圣何塞对我意义重大,因为我是十年后再来到这里。没那么悲伤了,也没那么年轻了。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机灵的毛头小子,但我是设计机器人的工程师。我不再是那个只会讲课的小伙子:我是组织活动、邀请更多人参与的人,甚至在其他国家。我不再是那个不知道该做什么的胆小鬼:我是那个以为自己知道想要什么的胆小鬼,来到哥斯达黎加,是为了实现拥有一家跨国公司的梦想。
哥哥的离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痛了。痛少了,但从未停止:那种空洞、孤独,生活感觉不一样了。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来,而是和 José 一起。他有点像我哥哥,因为我们都没有顾忌,不懂得衡量风险。但他也像我,或者说像我长大后想成为的样子。
José 提醒我,有些事就是为了做而做。就像十年前,我对哥哥说:“兄弟,凌晨两点去球场踢球吧,顺便把灯打开,交税不就是为了这个嘛。”于是我们一群傻小子凌晨两点去踢球,因为可以,因为我的小镇很安全。
José 不是 Hanz,José 也不是 Yeffri,José 就是 José。但他让我想起了曾经被我放下的东西。
就这样,我们完成了去程,从危地马拉到哥斯达黎加:17 天,1,366 公里。接下来的几周会很复杂、很忙碌,但我们在这里,而且我们不害怕。
谢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读了,希望你告诉我,让我知道一路上都有谁陪着我。爱你们,25 号危地马拉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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